楊義

莊子（約前369年—前286年）

　《莊子》

　　演講人：楊 義  

    時間：2013年4月25日

    地點：哈佛大學中國文化工作坊

莊子的國族身份 

    司馬遷無意中透露了破解莊子身世之謎的線索：楚國莊氏出自楚莊王

    上次在哈佛講演“中國敘事學”，還與學者們交談了中國少數(shù)民族史詩。這次主要講演先秦諸子還原的問題。我每次出國，都帶上一本耐讀的書，在牛津、劍橋、哈佛，都帶過《莊子》，讀來讀去，大概是書讀得深了，讀到文字背后去了，于是發(fā)現(xiàn)生命的呼喚，發(fā)現(xiàn)“莊子是誰？”這是一個兩千多年都沒有解決的問題！

    《史記》莊子傳交代：“莊子者，蒙人也，名周。周嘗為蒙漆園吏，與梁惠王、齊宣王同時。其學無所不窺，然其要本歸于老子之言。”就是說司馬遷只講莊子是蒙地人，并沒有因為蒙地在宋國，就說他是“宋人”。《史記》對于先秦諸子都交代他們的國族，如“老子者，楚苦縣厲鄉(xiāng)曲仁里人也”；“韓非者，韓之諸公子也”；“孔子生魯昌平鄉(xiāng)陬邑，其先宋人也”；“孟軻，鄒人也”；“荀卿，趙人”；甚至連一筆提到的，“慎到，趙人；田駢、接子，齊人；環(huán)淵，楚人，皆學黃、老道德之術(shù)，因發(fā)明序其指意”。唯獨莊子沒有提到他的國族，只說是“蒙人”，這是經(jīng)過經(jīng)典細讀和對讀后，發(fā)現(xiàn)明顯的不同之處。司馬遷沒有說莊子是“宋蒙人”，省去一個“宋”字，可以理解為司馬遷并沒有簡單地把莊子當成“宋人”對待。那么莊子的國族歸屬是什么？莊子傳結(jié)尾處講了一個故事：“楚威王聞莊周賢，使使厚幣迎之，許以為相。莊周笑謂楚使者曰：‘千金，重利；卿相，尊位也。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？養(yǎng)食之數(shù)歲，衣以文繡，以入太廟。當是之時，雖欲為孤豚，豈可得乎？子亟去，無污我。我寧游戲污瀆之中自快，無為有國者所羈，終身不仕，以快吾志焉。’”司馬遷是一位歷史敘事的高手，他在莊子傳結(jié)尾的這段補敘，是大有深意的，不可輕易放過。

    司馬遷寫《史記》的時候，莊子還未得勢。那時是黃老的天下，黃帝和老子，而不是老子和莊子，老莊的天下是魏晉，所以司馬遷就把莊子傳放到《老子韓非列傳》的中間，作為一個附傳。莊子是誰？司馬遷沒有深入考究。《史記》中記載莊子是蒙地的一個漆園吏，蒙地在宋國，現(xiàn)在的商丘北，漆園吏是一個地方作坊的記賬先生——這不說得很清楚了嗎？但我就要問一問，第一，莊子的知識是從哪里來的？當時是貴族教育，學在官府，典籍也為官府守藏，民間無有。莊子寫書在知識上是無所不窺，他認為“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”，推重“惠施多方，其書五車”，那么要同這樣的對手辯論，也需要“學富五車”，什么學問都要知曉。比如作為中國最重要經(jīng)典的“六經(jīng)”，最早見于《莊子》《天運篇》說：“孔子謂老聃曰：丘治《詩》《書》《禮》《樂》《易》《春秋》六經(jīng)，自以為久矣。”《天下篇》說：“《詩》以道志，《書》以道事，《禮》以道行，《樂》以道和，《易》以道陰陽，《春秋》以道名分。”雖然我們可以考證出孔子見老聃之時，尚未治《易》和《春秋》，但莊子把“六經(jīng)”放在一起說，說明他對這個經(jīng)典系統(tǒng)是熟悉的。1993年在湖北省荊門市郭店楚墓，與簡本《老子》甲、乙、丙三種同時出土的《六德》也說：“觀諸《詩》《書》，則亦在矣；觀諸《禮》《樂》，則亦在矣；觀諸《易》《春秋》，則亦在矣。”此墓屬于戰(zhàn)國中期，可見在莊子時代楚人已知“六經(jīng)”。不過，這是當時楚太子屬官的墓，在經(jīng)籍存于官府的時代，莊子的知識來源就是一個大問題。

    第二，莊子具備什么資格去跟那些王侯將相對話？比如去見魏王，穿得破破爛爛，魏王問他：“何先生之憊邪？”他卻回答得非常傲慢無禮：“貧也，非憊也……今處昏上亂相之間，而欲無憊，奚可得邪？此比干之見剖心征也夫！”魏王居然沒有發(fā)怒，沒有令人擋駕，或?qū)⑺�趕跑、拘留，似乎是乖乖地聽著他高談闊論。他有何種身份、資格，做到這一點？

    第三，楚威王派了兩個大夫聘任莊子做官，不僅《史記》有記載，《莊子》書也有兩次記載，一在《秋水篇》：“莊子釣于濮水，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，曰：‘愿以境內(nèi)累矣！’莊子持竿不顧，曰：‘吾聞楚有神龜，死已三千歲矣，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。此龜者，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，寧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？’二大夫曰：‘寧生而曳尾涂中。’莊子曰：‘住矣！吾將曳尾于涂中。’”一在《列御寇篇》：“或聘于莊子，莊子應(yīng)其使曰：‘子見夫犧牛乎？衣以文繡，食以芻叔（菽），及其牽而入于太廟，雖欲為孤犢，其可得乎？’”這二則記載，與《史記》所記“楚威王聞莊周賢，使使厚幣迎之，許以為相”，可資相互參照，底子相似，措辭相異。史書注重年代，強調(diào)是“楚威王”聘請；《莊子》記載則在職位上留有分寸，不說“許以為相”，只說“愿以境內(nèi)累矣”。然而楚國那時是一流大國，區(qū)區(qū)一個宋國的漆園吏，不見有何政績，寫的文章也沒有安邦定國的效能，楚王為什么要千里迢迢請你當大官呢？而莊子還偏偏不愿意去，說自己不愿當犧牲的牛，似乎這邀請還不能排除殺身之禍的潛在危險，寧愿當在河溝里拖著尾巴打滾的烏龜。那兩個使者居然也心照不宣地說“還是當烏龜吧”，并無強迫他赴楚的意思，這里又蘊含著何種政治文化密碼？

    可能有人會說，莊子寓言都是編出來的，不足取信。但事關(guān)個人身世生涯，編撰寓言也要有底線，這是起碼的常識，沒有底線就是騙子。你說自己是干部子弟，或者聯(lián)合國秘書長要請你任職，沒有這回事，信口雌黃，那只算是低級的招搖撞騙；要是憑著一點兒底子或影子，添油加醋，“以天下為沉濁，不可與莊語”，托意于荒唐謬悠之說，以玩世滑稽，瑰麗縱橫，甚至自我標榜一番，這倒不失人之常情。身世寓言的底線，是人格的體現(xiàn)。因此有必要對莊子的身世寓言，進行生命痕跡的取證，透過幻象窺其底細。

    那么，莊子到底是誰？根據(jù)我的考證，莊子是楚莊王的后代。宋人鄭樵在《通志·氏族略》中兩次講到，莊氏出于楚莊王，戰(zhàn)國時有莊周，“著書號《莊子》”。鄭樵遍讀唐以前的書，廣搜博引，寫成《通志》二百卷，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中指出：“南北宋間記誦之富，考證之勤，實未有過于樵者。”因此他說莊氏出于楚莊王，是有唐以前的牒譜文獻為據(jù)的。當然，“莊”是一個美謚，春秋戰(zhàn)國之時，以“莊”為謚號的國君有十幾個，但莊氏的出處具有特指性，特指和泛指是迥然有別的，“莊氏出于楚莊王，僖氏出于魯僖公。康氏者，衛(wèi)康叔之后也。宣氏者，魯宣伯之后也”，這是記載得清清楚楚的。

    鄭樵畢竟是南宋人，距離莊子已經(jīng)千余年，對他的說法有必要回溯到《史記》。《史記·西南夷列傳》寫云貴川等地的少數(shù)民族。這是司馬遷的大貢獻，他把邊遠民族寫進了我們的正史，以后的史書都有“四夷傳”，要不我們的少數(shù)民族就缺少了基本的官方記載。《西南夷列傳》里面記載了一個人，莊蹺。莊蹺是楚國鎮(zhèn)守西部的一個將軍，他帶兵到了云南滇池，后來秦國將軍白起占了巴郡和黔中郡之后，阻斷了他的歸路，就變成了滇王。司馬遷寫道：“始楚威王時，使將軍莊蹺將兵循江上，略巴、蜀、黔中以西。莊蹺者，故楚莊王苗裔也。”班固《漢書·西南夷兩粵朝鮮傳》也沿用了這個說法。司馬遷在這里無意中透露了破解莊子身世之謎的線索：楚國莊氏出自楚莊王，莊子與莊蹺一樣是楚莊王之后，可能出自不同的分支。這一點跟《史記》莊子傳中，稱莊子為“蒙人”而不標示“宋”，結(jié)尾處補記楚威王派使者聘請莊子，在認證莊氏的國族上，是有著互動互補的潛在契合之處。二者又與《通志·氏族略》形成了一條有效的證據(jù)鏈。

    楚莊王是春秋五霸之一，“三年不飛，飛將沖天；三年不鳴，鳴將驚人”，他將楚國的勢力發(fā)展到靠近洛陽一帶，在東周都城洛陽郊外搞閱兵儀式，問周鼎的小大輕重，征服北方幾個小國。“問鼎中原”這個詞就是這么來的。朱熹說：“楚莊王盛強，夷狄主盟，中國諸侯服齊者亦皆朝楚，服晉者亦皆朝楚。”有一種記載，“楚莊王滅陳為縣，縣之名自此始”，中國有縣的建制，是楚莊王的一個創(chuàng)造。其實，秦武公十年（公元前688年），伐邽、冀戎，就有“初縣之”的說法，這比楚莊王滅陳為縣早90年。應(yīng)該說中國之有縣的建制，是秦、楚二國率先創(chuàng)造的。《國語·楚語上》記載楚莊王向申叔時問教太子之法，申叔時回答說：“教之《春秋》”，“教之《詩》”，“教之《樂》”，“教之《語》”等等，這就從楚莊王開始形成了貴族教育的“申叔時傳統(tǒng)”，推動了楚文明與中原文明的融合。楚莊王的直系傳承王位，就是楚王，他的旁系在三代以后就可以用他的謚號作為姓氏。問題是從楚莊王到莊子，過了200多年，應(yīng)是八代以上，莊氏家族已經(jīng)是一個很疏遠的貴族。

    既然莊子是楚莊王之后，為何會居留在宋國？考證這個問題，要從楚威王派人迎接莊子的材料入手。在楚威王初年（公元前339年），莊子大概30歲左右，從這個時候往前推50年——要是過了100年或更長的時間就不用操心了，“新鬼大，舊鬼小”啊！——上推到40多年的時候，出了一個重大的事件：吳起變法。楚悼王用吳起變法，“南平百越。北并陳蔡，卻三晉。西伐秦。諸侯患楚之強”，開發(fā)了江南地，洞庭以南的地區(qū)，都成了楚國的疆域。吳起“明法審令，捐不急之官，廢公族疏遠者，以撫養(yǎng)戰(zhàn)斗之士”，三代以上的貴族是不能世襲的，要去“上山下鄉(xiāng)”，充實新開發(fā)的土地。這把那些老貴族得罪透了。到了楚悼王一死（公元前381年），這些貴族就造起反來，攻打吳起。吳起是軍事家，孫、吳并稱，他就跑到了靈堂里，趴到楚悼王的尸體上。這些疏遠的貴族大鬧靈堂，亂箭射死了吳起，自然，也射到了楚王的尸體。按照楚國的法律，“麗兵于王尸者，盡加重罪，逮三族”。所以楚悼王的兒子楚肅王繼位之后，滅了70多家。莊氏家族應(yīng)該就是受到此事的株連而逃亡的。要是我們對戰(zhàn)國的地理形勢比較了解的話，宋、楚之間，是墨子弟子們的根據(jù)地。比如墨者巨子孟勝，與楚國陽城君相好。陽城君參與射殺吳起事件而逃亡后，墨家巨子就為他守衛(wèi)陽城封邑，自然也會將楚國同案要犯偷偷送到宋國。莊氏家族逃到宋國十幾年之后，才生下了莊子。

    經(jīng)過以上的國族認證和家族流亡的考證之后，前面提到的莊子身世的三大謎團就迎刃而解。莊子為什么無書不窺？因為他出身貴族，接受的是楚國富有傳統(tǒng)的貴族家庭文化教育；他為什么可以那么傲慢地和王侯將相說話？因為楚王可能還會請他回去主事，楚國可是大國啊！在吳起之變40余年后，隔了兩代國王了，莊氏家族以及那些疏遠貴族的關(guān)系畢竟盤根錯節(jié)，不斷有人在楚威王耳邊給這70個家族喊冤叫屈，呼吁落實政策，主張將他們的賢子弟迎聘回來，委以重任。楚王因此“聞莊子賢”，才派二大夫到濮水迎聘莊子。濮水在楚、宋接壤之處，與莊子、惠施觀魚的濠梁及墨家巨子活動的陽城相離不遠，都在今天安徽西北部。好像莊子對他們家族的流亡路線，還有幾分留戀。

    朱熹對莊子的身世有著很好的直覺，他一眼就看出，“莊子自是楚人……大抵楚地便多有此樣差異底人物學問。”朱熹沒有做專門的考證，但他對先秦學術(shù)流派是一清二楚的。透徹的直覺，往往比含混的“博學”離真實更近。

破解《莊子》的文化基因

    在莊子的筆下，楚人都是非常神奇的。月是故鄉(xiāng)明，爺爺奶奶講的失落了的故鄉(xiāng)故事，最能撥動人的心弦

    一個人文學者不同于人事干部的地方，在于他破解莊子的家世，不只是為了填一份履歷表，是為了更好地破解《莊子》書中的文化基因；而且通過破解《莊子》書中的文化基因，又可以反過來印證莊子的家族淵源。這就是知識發(fā)生學的研究，在循環(huán)論證中揭示莊子的真實生命。莊子和惠施是好朋友，惠施在魏國大梁為相，前后總共20多年。剛當上梁相的時候，有人造謠，說莊子要謀他的相位，所以惠施在大梁搜查莊子三天三夜。我們都知道莊子講了一個貓頭鷹和死老鼠的故事，貓頭鷹叼著一只死老鼠，很寶貝，擔心鳳凰搶它的死老鼠。你看莊子是怎么講的——南方有鳥，其名曰鹓雛，發(fā)于南海，而飛于北海——這和莊氏家族的遷徙路線是一致的。楚人崇拜鳳凰，《山海經(jīng)·南山經(jīng)》是把鳳皇、鹓雛并列為同類的。莊子以鳳凰（鹓雛）自擬，暗示著楚國聘請我，我都沒有回去，還會來謀你那個死老鼠的職位嗎？惠施，你可是老朋友，你應(yīng)該明白的啊！這就是莊子拿自己的身份經(jīng)歷，以寓言方式與惠施說話。

    甚至連《莊子·逍遙游》所說的鯤鵬展翅，“鵬之背，不知其幾千里也。怒而飛，其翼若垂天之云”，也聯(lián)系著楚人崇鳳的原始信仰。明人謝肇淛《五雜俎》卷九說：“鯤化為鵬，《莊子》寓言耳。鵬即古鳳字也。宋玉對楚王‘鳥有鳳而魚有鯤’，其言鳳皇上擊九千里，負青天而上，正祖述《莊子》之言也。”這就在楚人崇鳳的信仰上，將《莊子·逍遙游》與宋玉《對楚王問》關(guān)聯(lián)在一起了。文字學上“鵬”字與“鳳”字、“風”字相似，甚至相通，也得到甲骨文和出土簡帛文獻的支持。

    《莊子》書又有渾沌信仰。渾沌、窮奇、梼杌、饕餮，在中原之地認為這是四兇。如《左傳》文公十八年說：舜帝“流四兇族，渾敦、窮奇、梼杌、饕餮，投諸四裔，以御螭魅”。但在楚地，渾沌是三苗的祖先。莊子故事中，渾沌是中央之帝，倏和忽是南北之帝，覺得渾沌待他們很好，看到混沌沒有七竅，便“日鑿一竅，七日而渾沌死”。渾沌是楚人的信仰，倏和忽是楚國的方言，在先秦的書中，只有楚辭有倏忽。用楚國方言，寫楚人的信仰，這蘊含著莊子刻骨銘心的鄉(xiāng)愁。

    《莊子》書中寫了十幾個楚國的故事，在他的筆下，楚人都是非常神奇的。月是故鄉(xiāng)明，爺爺奶奶講的失落了的故鄉(xiāng)故事，最能撥動人的心弦。有一個故事叫“郢匠揮斤”，楚國首都的一個工匠，拿著一把大斧頭，“運斤成風”，可以將你鼻梁尖上像蒼蠅翅膀一樣薄的白泥巴砍掉，這個匠人很是厲害，那個受斧頭的人也很是厲害。第二個故事是漢陰抱甕老人，漢陰就是漢水以南，有個老人不用桔槔，挖了一條隧道到地下打井水澆地。子貢就問他，為什么不用桔槔，這不是事半功倍嗎？這個老人就講，有機械就有機事，有機事就有機心。他不能用機械破壞自然的渾沌狀態(tài)。孔子說這是渾沌氏之術(shù)。還有一個故事“痀僂承蜩”，就是駝背老人抓蟬。他說我的竹竿子上要能頂著兩個石頭丸子不掉下來，那十個蟬就能粘住五六個；要是能擱三個石頭丸子在竹竿頂上掉不下來，那抓蟬時，十個里面能粘住八九個；要是能有五個石頭丸子累在竹竿上不掉，那抓蟬就如探囊取物一樣了。這是講專心致志可以通天地之道，“與天為一”的神秘力量。蘇東坡稱贊吳道子畫人物，“出新意于法度之中，寄妙理于豪放之外，所謂游刃余地，運斤成風，蓋古今一人而已。”文天祥說：“累丸承蜩，戲之神者也；運斤成風，伎之神者也。”這些都是用了莊子所講的楚人故事作比喻。這些楚人故事，證明莊子道術(shù)連通著楚人信仰。信仰的連通，是生命之根的連通。

宋國蒙地與莊子的生命哲學

    莊子沒有融入當時宋國社會中，當?shù)厝瞬唤蛹{他。他小時候，在沼澤地里孤獨游逛而沒有伙伴，“獨與天地精神往來”

    莊子居留在宋國蒙地，但他似乎對宋國相當隔膜，甚至反感，他筆下的宋人都很笨，甚至有些卑劣。莊子經(jīng)常嘲諷宋人，加上經(jīng)常與宋人惠施辯論，嘲諷就更加尖刻。宋人是殷商的后代，總有一點經(jīng)商的智慧吧，但是莊子說：“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，越人斷發(fā)文身，無所用之。”宋人拿著商朝老祖宗的“章甫”帽到越國去賣，但越人是斷發(fā)文身的，根本不戴帽子。做買賣也不顧客戶的需求，只能賠掉老本。嵇康《與山巨源絕交書》說：“不可自見好章甫，強越人以文冕也。己嗜臭腐，養(yǎng)鹓雛以死鼠也。”用的就是《莊子》典故。

    《莊子》還說：“宋人有善為不龜手之藥者”，但是只能“世世以洴澼絖為事”。“洴澼絖”就是漂洗棉絮，大概是用了宋國的象聲詞方言，有點向辯論對手惠施調(diào)侃的意味。有客人想用百金購買他們的偏方，他們就聚族商量：“我們世世代代都在洴澼絖，一年的收入也不過數(shù)金。如今賣個方子，就可以拿到百金，不如成交了吧。”但那個客人拿著方子，游說吳王。越國來侵略，吳王就任命他當將軍，冬天與越人水戰(zhàn)，手不龜裂，大敗越人，裂地而封他當大官。莊子評議說：能夠一樣制造不龜手的藥，有人靠它封官，有人不免于“洴澼絖”，是他們使用的方式存在著差異的緣故。

    其實，諸子都不太喜歡宋人。為什么？通覽《左傳》可以知道，宋國掌權(quán)的都是自己的公族，他們怕權(quán)力被游說之士奪走，因而不接受客卿。孔子經(jīng)過宋國，受到宋司馬桓魋伐樹的威脅；孟子游歷到宋，受到宋君不見的冷落。墨子阻止楚國對宋的入侵，歸途過宋，守閭者不予接納。莊子在宋國也只能當個芝麻大小的漆園吏，這么有才華的人，起碼也應(yīng)該在政府中成為管理圖書、起草文件的大夫。秦國、楚國、齊國，都接納客卿，宋國不接納，諸子對它的保守姿態(tài)很反感，所以《孟子》的“拔苗助長”是宋人，《韓非子》的“守株待兔”也是宋人。

    莊子沒有融入當時宋國社會中，當?shù)厝瞬唤蛹{他。他小時候，在沼澤地里孤獨游逛而沒有伙伴，“獨與天地精神往來”。看見蝸牛的兩個角，想象其中一個是觸國，一個是蠻國，互相打仗，打了半個月，死了五萬人云云——這是小孩子的想法。清人吳梅村有《滿江紅》詞曰：“鷸蚌利名持壁壘，觸蠻知勇分旗鼓。只莊周為蝶蝶為周，都忘語。”我想，孔子這么博學，多識鳥獸草木之名，他都不知道蝸牛有兩個角，當時的博物學還沒有那么發(fā)達。你要盯著蝸牛看很長時間，它才會伸出兩個角來，只有小孩子有這份耐心。莊子還到集市看耍猴，欣賞著耍猴人給猴子分配橡栗，說朝三暮四，猴子就生氣，說朝四暮三，猴子就高興。還有“庖丁解牛”，一個屠夫像合著樂舞那樣揮舞著出神入化的刀，兩三刀就干脆利落地將一頭牛殺倒了，只有小孩子看時才覺得震撼，大人就沒有這么強烈的感覺。莊子憑借自然界的草木蟲魚和民間卓絕的技藝，引發(fā)他的神思妙想，書寫著“詩化的哲學，哲學化的詩”。

    莊子的生命哲學，寫得最獨特的，一是關(guān)于死，二是關(guān)于夢。莊子老婆死了，他“鼓盆而歌”，這是楚人的風俗，即《明史·循吏列傳》所說：“楚俗，居喪好擊鼓歌舞。”此類記載在唐、宋、元朝的筆記，以及湖北等地的地方志中，可以找到不少，現(xiàn)在南方還有這種風俗，可謂流風久遠。按照“喪祭從先祖”的規(guī)矩，莊子在亡妻喪俗上，應(yīng)請巫師和親友擊鼓歌舞。但他既窮請不起巫師，家族流亡異地請不來親友，只好自己鼓盆而歌了。莊子的高明之處，是他能夠從楚俗中，升華出哲理，“通天下一氣耳”，氣聚而生，氣散而死，死者又回歸自然。以此他說：“大塊載我以形，勞我以生，佚我以老，息我以死。”生生死死，來去瀟瀟灑灑。

    先秦諸子寫夢寫得最好的是莊子，他寫了11個夢。《老子》《孟子》沒有“夢”字，《論語》有一次寫到夢，孔子曰：“甚矣吾衰也！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！”講的是一個政治夢。《莊子》最有名的是“蝴蝶夢”：“昔者莊周夢為胡蝶，栩栩然胡蝶也，自喻適志與！不知周也。俄然覺，則蘧蘧然周也。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，胡蝶之夢為周與？”莊子多悟鳥獸草木之靈。他用夢來思考生命的界限，“夢為鳥而厲乎天，夢為魚而沒于淵。不識今之言者，其覺者乎？其夢者乎？”人與鳥、魚、蝶，孰真孰夢，夢與醒的界限在哪里？在邊界朦朧中，所謂“莊生曉夢迷蝴蝶”，他寫了一個生命與夢的春天，給人一種輕盈的美麗，與物為春，逢春化生。莊子作品的詩意，就來自這種幾分驚奇、幾分超逸，混合著幾分楚人鄉(xiāng)愁的記憶，令人神往，構(gòu)筑著一個中國人可以“詩意棲居”的精神家園。

    以此角度解讀《莊子》，我們就會體驗到，一個破落流亡的楚國貴族后代在宋地作楚思的活生生的情境。我們考證莊子身世，進行文化還原，就是為了恢復這些經(jīng)典本身應(yīng)該具有的生命。還原諸子生命，既是對諸子的尊重，也是對研究者能力的尊重。中國具有世界上第一流的思想文化之根的資源，如果我們的解釋是陳陳相因，或隨波逐流，就很難提升與一個現(xiàn)代大國相稱的思想原創(chuàng)能力和文化解釋能力。

    （楊義 澳門大學講座教授，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，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，民族文學研究所所長，《文學評論》主編。著有《中國現(xiàn)代小說史》、《中國敘事學》、《老子還原》、《莊子還原》、《墨子還原》、《韓非子還原》、《文學地理學會通》等40余種，論文500余篇。主編《中國翻譯文學史》等19種69冊。本文為2013年4月25日在哈佛大學的講演。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入藏楊義著作57種。）